【启示录】自杀阴影笼罩，一曲台湾信贷悲歌

实体经济产业下滑的困境，台湾早在1997年开始便经历过了。亚洲金融风暴、台湾传统产业出走，实体店铺经营愈加困难。银行企业贷款坏账收不回来，便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有利可图的消费金融领域，如信用卡、现金卡和其他小额无贷款业务的拓展。 

那时，消费金融成为了各大银行兵家必争之地。

1998年，信用卡市场流行送玩偶，中国信托送米奇美妮，富邦银行送小熊维尼。玩偶热让当年台湾信用卡流通卡总量突破了一千万。1999年开始，银行为了提高用户满意度，申请信用卡不用提供收入证明，只需要工作主管的确认。甚至可以用已有信用卡的额度去开第二张卡，并以各种优惠方式推销。同时，全台湾信用卡、贷款广告漫天飞，教导消费者身上有多张卡是种时尚，应该活在当下，有钱用的时候就应该及时享乐，买名牌大吃大喝消费。困顿家庭也可以用信用卡一刷，解除交学费医疗费的燃眉之急。

另一方面，台湾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涨。信用卡从消费支付工具，变成了循环信用工具。2006年初，台湾市场上流通信用卡已经高达4511万张，平均每个台湾人手上有两张卡。信用卡余额高达5000亿元新台币。很多人手上有多张卡，以卡养卡，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况很常见。

但是，刷卡过后，美好生活并没有如广告宣传上一般来临，反而进入一个不归的深渊。

事实上，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利息并不低，多数在年利率20%左右，还不包括违约金、手续费、年费等等。过度负债，如同滚雪球一般压得人喘不过气。何况很多信用卡用户，事实上并没有还款能力，如在家靠种田为生的侏儒男子，需要维持全家生计的卡车司机。他们需要面对的，是黑社会暴力讨债无休止的折磨和恐吓。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1月设立的“天王企业”，总部设在台中市文心路，在台湾北部也有分社。该团伙对外以“巨人征信社”为名义招揽生意，实际从事暴力讨债，集团还使用窃听器、西瓜刀、小武士刀、球棒、“连环炮”，电击棒、喷漆，恐吓折磨债务人。并且，还用征信社既有的装备，来追踪债务人的行踪。他们持有卫星定位器GPS，偷置在债务人的车上，并用针孔摄影机或监听器充分掌握对方的行踪，最后直捣家里。 

据台湾学者统计，2006年卡奴已经有70万到80万人，仅仅2006年3月份因为背卡债自杀人数高达四十多人，卡奴已经变成台湾严重的社会问题。双卡危机下，授信余额已经高达7800亿新台币，平均每人欠33万元。 

而另一方面，银行也并不是赢家。

持卡人还不上钱，导致银行坏账急剧增加，盈利大大减少。许多银行开始动用坏账准备金，富邦银行盈利下降二成到三成。经营不佳的小型银行，如中华商业银行、庆丰银行等坏账率高达6%-14%之间。金融业大感不妙。

生或死，现在只能看政府作为了。

卡奴们开始上街游行，争取权益，成立“卡奴受害者自救会”。银行推出“消费者债务谈判机制”，协商还款计划。而台湾立法院2007年通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假如卡奴债务总额在1200万新台币之内，在法院开始宣告清算或者宣布破产之前，可以提出债务更生，在维持6-8年基本生活的情况下，慢慢还钱。而其中有10万卡奴有资格向银行申请破产，但破产后很多自然人权利受限制，如不能担任建筑师、会计师等。

至此，席卷台湾的信用卡危机，开始慢慢平息。 

但留给社会的震荡还远未结束。

2011年，台湾社工王樱芬遇到了辍学的八岁豪豪。豪豪总是坐在爸爸的出租车前座，陪着爸爸一起拜访台北的大街小巷。

豪豪想回学校上课，但爸爸说，没有办法上学，因为当年借钱开店的60万新台币还没有还清，讨债公司还是会找到学校去。

卡债家庭长大的儿童，被迫快速长大，面对社会的冰冷。还有没有被记载的种种，白发人送黑发人，过早残缺的家庭，悲伤还未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