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经济不能过度虚拟化？

作者: 李北辰   

文|李北辰

或许是我作为保守主义者的偏见，依我之见，尽管容易受到资本市场的“偏见”，但相较于金融等其他“看上去很美”的产业，实体制造业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脉。

理由当然有很多，我这里只说一个非经济逻辑的原因，那就是：相比于金融业和虚拟经济的灵活轻快，由于“实物资产”的庞大底盘，实体制造业和各种社会要素的嵌合更“扎实”，与所谓“国运”的联系更紧密。

举个例子，要知道，任何一个成规模的制造业园区，都会对周围的真实世界提出苛刻要求：比如，运转顺畅的交通系统；平稳的电力和能源供应；劳动技能和素养均完备的工人；训练有素且规模庞大的工程师群体；与整个工业园区配套的居住，餐饮，医疗，教育等硬件设施；地方政府稳定的行政治理能力……等等。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园区甚至工厂，都不是一座孤立的岛屿，而是真实社会的一隅，它们共同拼凑出一个叫“国家建构”的东西：只有在一个综合环境相对稳定的社会土壤里，制造业才会生根发芽，遍地开花。

而或许依旧属于某种偏见，相较于脚踏实地的实体制造业，给人的感觉，金融业更像是一根虚无缥缈的风筝线：它高高在上，却拒绝扎根；它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过客感”，总是与能让一个国家更具凝聚力的那部分力量若即若离。

所以，在一些学者眼中，倘若以国家建构或者说长治久安为使命，那么一个社会的“主逻辑”应该是生产型，金融逻辑应该是实业兴旺后产生的一个风险型的“副产品”。

之所以今天谈及这个，是因为不久前去苏州出差，走访了一家主要做CNC加工和半导体切割的制造业企业，他们的创始人说了一个很触动我的观点，大意是：实体制造业需要重资产投入，但由于财务体系（比如设备折旧）等投资逻辑的考量，资本普遍不愿意进入实体制造业；而有些民营企业自己在做资产投入时，如果它的规模很小，那最后结果很可能是，过去几年企业生意很好，但不知是“生意好”的原因还是结果，最终它一定是让你不断地用收入买设备——换句话说，几年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你的财产都是一堆设备。

嗯，听起来确实有违直觉，但在我看来，仅从金融逻辑上，这确实是制造业的软肋，但倘若从更高的视野俯视，它可能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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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Netflix拍的纪录片《美国工厂》火了，也让科技媒体的目光暂时从新经济，转移至聚光灯外的制造业。在《美国工厂》里，一段对福耀中国工人厂区生活的描述（尤其是工厂晚会和集体婚礼），让人依稀体会到工人对“工厂”二字的身份认同感。

从纪录片里可以发现，大量陌生的年轻人，在工厂里形成了一个微缩的人情社会。尽管其释放出的集体主义情绪，令许多浸润在大城市的职场人稍感陌生甚至不适，但在现实层面，由于自身的庞大体量，福耀厂区本身就已构成一个迷你社会，并在经济，政治，乃至气质上，与福建福清这座城市的发展血脉相连。

其实如今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太多“工厂记忆”，但连同弥漫在旧时代的工业气息，这种记忆却在父辈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尽管在如今的商业社会，“工厂办社会”已被专业的市场分工淘汰，但制造业巨头之于一座城市的“根基”作用依旧存在。

一个不错的案例，就是富士康在郑州的落地。

众所周知，2010年，为了争取富士康工厂落户郑州，河南省和郑州市可谓倾尽全力。因为他们深知，巨型制造业企业自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它势必会对整座城市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作用。

不谈对当地人力资源的吸纳（这个非制造业巨头也能做到），就以基础设施为例，要知道，地处中原的郑州机场，位于中国航空网的中心位置，但在2010年之前，机场附近基本还是食品和钢铁加工等低附加值产业，航空港的区位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而当富士康来到郑州后，凭借高附加值的手机生产业务（以及被吸引来的一整套产业链），立即盘活了这一优势。

此外，郑州航空港还从富士康争取到了物料仓储分拨中心（原来在香港），全球苹果手机的维修都可以在新郑保税区完成，这极大带动了航空港区飞机货运量和货值的增加。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为了吸引富士康，当地政府承诺扩建机场等基础设施。

事实上，从福耀和富士康的例子不难发现，制造业巨头一旦选择在一个地方扎根，就是选择与它休戚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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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当地其他资源的共生发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很多产业的“务虚”，实体制造业的普遍“务实”，让它成为一个无需粉饰的行业。

举个例子，行业里没人会否认，尽管过去这些年国内装备制造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众多核心零件也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很多高端制造设备依旧几乎被外企垄断。

譬如先进的数控加工设备——如果说实体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定之锚，那么机床就是夯实这根锚最值得仰仗的利器，尤其是先进数控加工设备，对于任何国家都是重要的经济资产。

不过，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机床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年度数控机床的市场规模超过3000亿人民币），由于先进数控机床相对落后，让许多下游产品无法做到完全自主，在一些业内人士眼中，这已成为掣肘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拦路虎。

诚然，在高端设备制造领域，中国离瑞士和德国等少数先进国家尚有一段漫长之路——但若论及对这些设备的掌控，对整个零部件的生产，中国是有巨大优势的。

不谈人口和价格等宏观因素，就说工艺上的微观细节，中国企业往往可以根据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具体需求，不断地将这些设备做改造和微创新。

举个例子，我这次去苏州出差走访的企业叫颜面科技，主要生产3C和汽车零部件，在体量上和富士康尚有巨大差距，但在手机领域也和Vivo，Oppo，华为等品牌都有一定的产业链关联。他们的创始人王力告诉我，在半导体切割方面，与传统的激光切割不同，颜面是用的是改造过的CNC加工中心来切割，具体工艺细节不说了，总之切出来的芯片更美观，也更节省空间。

当然了，在绝对意义上的创新层面，这种改进委实微不足道，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但要知道，过去四十年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哪一个细分领域不是日积跬步，日拱一卒呢？

我相信，在大概率上，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注定将迈入高精密制造强国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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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务实”，还体现在对“地理因素”的依赖上。

谈及制造业与金融业的云泥之别，就像经济学者李子旸说的那样：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精英而言，除了美国本部的安全和舒适以外，他们对外界的需求可能就只有连接纽约，伦敦，东京，香港，迪拜，法兰克福等几个超级城市的空中航线，以及城市中的五星级酒店，有这些他们就能正常工作，而且赚大钱，至于社会其他部分，好也罢歹也罢，对他们来说，都意义不大。

但地理要素对于制造业意义重大，像颜面这种深嵌在供应链网络中的企业，讲究与上下游合作伙伴的亲疏远近，在谋划新址时最重要的决策依据就是订单来源，往往是基于与下游客户的距离来考虑新的选址地点，比如他们之前在连云港建厂，是因为这里接的是山东的歌尔声学的订单和宿迁的瑞生的订单。

另外，抛去最主要的供应链因素，投资建厂还有其他次要因素，比如，当地政府的扶持力度，周边招工的难易程度，整个园区硬件条件的满意程度，等等。

举个例子，今年颜面落地南浔产业新城。为什么是在南浔？首先就是区位优势，这里地处上海，杭州，苏州三座城市的一小时车程范围内，这意味着可以接这些地方的订单。

对于实体制造企业来说，选厂房是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为了考验产业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的整体能力，他们还刻意设置了一些颇为苛刻的“门槛”。

这让我想起一个关于获取合作者信任的故事。美国重金属乐队“范·海伦”每次演出的设备都非常复杂，演唱会需要9辆18个轮子的大卡车，在跟场地方签合同时涉及大量合作细节，为了考验主办方的能力，乐队主唱想出一个近乎于刁难的办法：在厚厚的合同中添加第126条款，在一个非常不显眼的地方，要求在后台休息室放一碗巧克力豆，而且不允许有任何一颗巧克力豆是棕色的，在他们看来，倘若连这项条款都能被完美执行，那么其他条款自然不在话下。

而由于长年在产业链的各个节点不断攀爬，华夏幸福挑出了所有“棕色巧克力豆”，比如为了配合其当下的订单需求，在南浔一期项目里他们为其提供了10000多平的过渡厂房，计划一期将搬入400台左右的数控设备，年底之前全部进场。此外还在工商注册，员工安置，甚至工程师小孩儿上学等问题上给予了颜面诸多支持。也因如此，颜面也计划在这里落地二期项目，预计三年以后累计投入会达到15亿左右。

众所周知，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是兼具高规模，高效率，和高弹性，这让中国成为支持科技创新落地最广袤的土壤——而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业产业园区也在用自身的高规模，高效率，高弹性，不断地浇灌着这片土壤。在华夏幸福的逻辑里，希望通过打造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链上的核心节点在空间上完成集聚，让不同环节的优质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在技术，设备和客户等方面的协同优势。

嗯，我查到的数据是，中国制造500强企业平均利润率，2011年是2.9%，2012年是2.23%，2013年是2.15%，2014年为2.1%，2015年是2.18%，2016年是3.3%，2017年是3.6%，2018年是4.1%，2019年1-4月，在政策扶持下数字有所上扬，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也只是5.5%。

而通过上述案例，我想让你知道，将不同产业抽象成统一的GDP数字，是一种非常浅表的看法，当你被问及“为什么中国经济不能过度虚拟化”时，也许一个更好的回答是：因为实体制造业与整个国家的血脉联系更紧密，我们不能让它断了。

最后，或许有些偏激，但在我个人看来，在大概率上，相比于金融等所谓的虚拟经济，由于需要真金白银的重资产投入，实体制造业“套路”的成分少一些，“真诚”的成分多一些。

更像是一种长期博弈后的稳定策略，市场让所有制造业企业都必须相信一句鸡汤，那就是：“没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往真诚，真诚本身就是道路。”

李北辰

知名科技自媒体人，国内四十余家科技媒体专栏作者，致力于持续贡献文字优雅的科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