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看中美减税之争

作者: 曾一名64634   

引言

2018年10月2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公众征求意见。《暂行办法》对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公布了扣除范围和标准。税收优惠更有针对性，支出压力大的人群受惠更多。

当天起，《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部门官网开始为期两周的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悉，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将依法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

我国的减税措施不禁使人联想到美国去年的减税举措，但两国在国情、政策、社会形势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在减税政策上的方法和目的上各有所侧重。

一、中国减税之旅

2017年美国就开始进行大范围税改，其减税政策虽然对我国的经济有所打击，但我国也并非毫无还手之力。

近期最有力的反击是在降低个人所得税上。根据新修订的个税法，今后计算个税应纳税所得额，在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扣除和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外，还可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税法授权国务院制定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根据暂行办法，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遵循公平合理、简便易行、切实减负、改善民生的原则。

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将依法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按照暂行办法规定，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将随着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支出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同时，在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上，为应对美国减税导致的人民币贬值，自2018年10月15日起，央行正式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

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的第四次降准，此前三次分别在今年的1月、4月、7月，算上这次的降准，央行今年已经累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5个百分点。

在扶持中小微企业上，国家也不遗余力，努力解决企业融资难题。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通过股权投资、再担保等形式支持各地区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带动各方资金扶持小微企业。6月份，央行、银保监会等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加大货币政策支持力度。

在3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5月1日起将17%和11%两档增值税税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等三项深化增值税改革措施，实施后全年将减轻市场主体税负超过4000亿元，内外资企业都将同等受益。

减税的方式直接且时效性强，相关企业将迅速受益。相较于改变税收种类或税收结构而言，直接降低税率对于企业而言，是最效率、最直接的优惠政策，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显示，各项减税措施产生了积极效果。降低增值税税率的政策效应自6月份申报期开始显现，6月份至8月份累计减税959亿元；在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方面，7月份至8月份共办理留抵退税786亿元。

面对去杠杆、逆周期调节、促改革等多重目标，我国的一系列税率改革进一步显示政策取向渐渐重视稳经济，稳预期。

美联储缩表加上特朗普的税改，都对人民币贬值施加压力，加之美国提高关税的“清理”举措，都对我国的经济运行造成不小压力。

同时美国的减税政策抢夺世界优质人才和精英，这对于我国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极为不利。

我国的一系列减税政策不仅为应对美国减税导致的经济运行压力，以及高端人才、专业精英的流失，还是顺应经济发展局势的正确选择。

减税政策可以进一步刺激国内市场，让利企业，提高个人收入，扩宽市场，更深层次拉动居民消费内需，吸引高端人才和外来资本流入。

同时，积极拓展新的减税空间，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情况下，也是为了进一步激发我国市场活力，加大简政减税降费力度，推出更大规模也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

我国减税仍有空间，只要找准政策着力点，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稳定企业预期，同时，加强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国家全面小康的目标定会实现。

二、“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减税”

特朗普上台以来，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并且视中国为最大威胁，中美间火药味渐浓。

为全面压制竞争对手，美国的减税措施既深且到位。

川普的减税策略主要针对企业和中高层阶级，大幅削减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是美国政府税收收入的主体。2016年，个人所得税在联邦税收收入中的占比为47%，其次是占比34%的社会保险税，企业所得税占比只有9%左右。

减税方案将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七档税率降低，最高税率从39.6%降至35%。此外，取消对一年投资盈利超过20万美元的个人征收3.8%的投资净收益税，也取消遗产税和全球所得税率。

企业税制变更的力度明显超过个人所得税，把减税的力度直接针对企业。

一方面，分别针对现金和非流动资本，对美国海外企业留存利润实行税率分别是15.5%和8%的一次性征税。这个政策导致很多美国企业，包括大的跨国公司都把利润回归本土。并且推行属地制征税原则，只在利润产生的国家征税，而在美国免税。

合伙企业转交个人所得税，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39.6%，转变为获得部分收入的20%，减轻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此外，企业新购设备的投资款项，可以100%计入成本，时间限定在2023年1月1日前，此间企业所采购的有形资产(除房地产外)统统适用，相当于政府提供无息贷款支持企业设备更新。

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0%，并允许企业主从企业收入中扣减20%，如果加上各州和地方过于落地企业的税务抵免优惠政策，甚至会将企业税率降到15%以下。如果减税再加上美联储连续“加息+缩表”，将对流动性最活跃的全球资本具有致命吸引力。

特别是当海外获利的美国企业税收从35%降到最低的10%，同时设定企业现金回流的税率为12%，非流动性投资形式回流的税率为5%，并设立海外留金的惩罚税，刺激美国企业滞留海外的近4万亿美元现金多数回流美国。

企业税占比较小，大幅降低企业税，即使税基不变，对联邦政府的税收影响也不大。何况这项措施对美国本土企业是重大利好，企业收入增加，税基也会提高。更重要的是，对全球企业产生的“黑洞效应”，在边际上会吸引大量企业流向美国，进一步扩大税基。

根据美国的减税措施可以看出，减税目的很明确，在内就是刺激经济增长，进一步提升企业利润以维护目前的高估值的资本市场，在外就是吸引美国本土或海外资产回流，降低失业率，提高个人生活水平。

从纳税人和税率两方面入手，通过减税措施，不仅吸引美国本土企业海外资产回流，降低失业率，刺激消费，还可根据资本的逐利而居本性，吸引国外企业投资。更深远的影响是可以打击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正在转型的制造业。

减税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的企业成本大大降低，美国生活的成本也降低。企业税收减少，人力成本也因个税降低而相应减少，那么企业效益必然增加，美国企业的活力必然增强。

美国《财富》杂志近日报道称，部分在华组装的美国企业开始撤回美国生产，著名的台湾芯片企业台积电也已启动在美投资扩厂计划。

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企业汇回接近3400亿美元股息红利，二季度约为1700亿美元。而在2018年以前，每个季度平均不到500亿美元。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减税政策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结语

在需要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加以消除的背景下，特朗普要兑现其“大规模减税”的竞选承诺，中国要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而深化供给结构性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减税，这是两大经济体在税收取向上的共性表现。两国都需要以减税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的实际负担，在供给侧激发微观层面创业、创新的潜力与活力。

但是，减税会衍生一个新问题，即在保证政府财政赤字可控的前提下使公共服务供给支出受限。如何在实现降低企业综合负担、不扩大政府赤字的同时，尽可能保证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深入思考的关键。

美国减税虽然会刺激经济，但此番减税还是会在未来十年给美国增加1万亿美元的联邦赤字。财政赤字加剧必然会算害社会福利的支出，负面效应短时间内难以消除。

同时，美国的大幅减税政策，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方面对于我国正在转型的制造业来说是个打击，另一方面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也是一个伤害。

川普大幅度减税单单针对企业税而使得资本回流，针对富人的个人税锐减也同样吸引企业家和精英人才回流。特朗普“减税+加息+缩表”三管齐下的目标是资本、人才和企业的回流，这对很多领域还在努力追赶的中国来说极不友好。

中国的降税与降负的关系，比美国要复杂得多，因此必须要确立“全景图”的长远视野，沉着应对难题，相信总有一天会柳暗花明。

减税带来的显性或隐形后果都有待观察，但减税不应该从损人不利己的角度出发，若互相间拒绝合作和交流，利益就会成为固定的体量，双方也难以在合作与研究中获得新的收益和成长，只有合作，才会发现“新大陆”。

(以上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金评媒立场)

曾一名64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