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蔡凯龙   

以下是文章的关键内容, 全文4200字，需要阅读6分钟

1、普惠金融的核心是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控制金融服务成本，普和惠两者有天生的矛盾。

2、最高法划出年化36%的利率红线，让普惠金融只能选择先惠后普。

3、低收入民众的短期借贷无法正常满足，不得不寻求非法金融，这是超利贷猖獗的根源。

4. 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普，就是数字1，惠，就是数字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

以下是文章正文：

“借我6千元盖个蔬菜大棚，买种子和肥料，我半年后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除了高利贷，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借钱的地方，帮帮我吧！”

这是在2016年2月的一天，向我们恳求的是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一家贫困户的一位农村妇女。顺平县是当地国家级贫困县。我作为国内一家著名“三农”互联网小贷企业的高管，当时跟随我们当地加盟商的信贷员深入申请人的居住地实地考察。

由于“三农”互联网小贷的借贷申请者都是农村的低收入人群，没有固定收入，没有信用，也没有资产抵押，因此，贷款都是无抵押的高风险信用贷，信贷员需要深入了解申请人，评估其还款能力和意愿后决定是否放款。

信贷员详细分析了这位申请人的家庭收入、财务状况和家庭背景后，确认该申请人还款意愿是够的，但是对其还款能力表示质疑。该户全家老小6口人的唯一收入是申请人丈夫在保定市打工的微薄收入，扣除家庭必要支出后所剩不多，而且大棚蔬菜种植不确定性风险因素较多。信贷员对是否贷款给这位申请人犹豫不决。

这位妇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她们家一亩地建一个普通蔬菜大棚需要4000元，半年种植的种子肥料等差不多需要2000元。地是自己的地，自己去种可以省人工成本。他们计划夏天种草莓，冬天种黄秋葵，中间还可以种一些长得快的蔬菜，按照市场价格保守估算，一年估计能获利一万元，半年内就能偿还正常的本息甚至还有盈余。

农妇的规划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可是信贷员最后还是忍下心拒绝了这笔贷款，因为公司资金渠道有限，资金成本较高，加上必要的高坏账拨备和风控成本，公司的加盟模式和推广运营成本，费用加利息换算成综合年化利率最低在40%，没办法不超过36%。而2015年8月27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里，对民间借贷36%以上不予保护。

这样的案例在我考察过程中屡见不鲜。这个信贷员面临的难题，恰恰就是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进入深水区的一个缩影。

普惠金融在中国

普惠金融（inclusivefinance）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发展和推动普惠金融是当今世界的重要趋势，为各个国家金融发展的重点。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普惠金融”确立为国家战略；2015年底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普惠金融成为重要议题之一。在峰会上，中国作为东道主，提出制定《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全球普惠金融的发展。

在政策大力支持下，以国有4大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和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公司，作为两大主力军，推动中国的普惠金融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根据银保监会2018年9月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报告》摘编版公布的相关数据：截至2017年末，银行业网点乡镇覆盖率达到96%；农业保险服务网点乡镇覆盖率达到95%，全国行政村的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超过96%。

银行业金融机构为607万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了2497亿元扶贫小额贷款，四分之一的贫困户获得扶贫小额贷款。在这个基础上，中央财政下达2018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100亿元，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

与银行主要依靠资金优势和政策倾斜不同，金融科技公司主要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信息收集、市场推广、风险管理、贷后管理上有着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尤其在偏远贫困地区，金融科技在解决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上有巨大的潜力。

以支付为例，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则显示：2017年全国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为77%，其中农村地区为67%。

普惠金融的低垂之果

然而在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我们需要清醒意识到：中国普惠金融已经进入深水区，面临亟待解决的难题。

普惠金融的核心是让金融既普又惠。普，指的是扩大金融服务范围，让更多的人成为服务对象。而惠，是指把金融服务成本控制在可负担范围内。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和控制金融服务成本，普和惠，两者有天生的矛盾。一味追求扩大金融服务，金融成本就无法控制，如果严格控制金融成本，就会抑制金融服务的范围。

英语“lowhandlingfruit",意思相对比较容易摘取的果实。目前普惠金融的主要成绩，来自相对容易的人群。这部分人群虽然之前无法获得金融服务，但是他们的基本条件尚可，因此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不管是传统金融还是金融科技公司，都能在较低的金融成本下，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做到既普又惠。

然而，低悬的果实总有摘完的一天，中国普惠金融要取得全面胜利，不得不面对难啃的骨头，在普和惠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世界银行2017年发布的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报告指出，中国还有近2亿农村人口没有享受正规的金融服务。正如前文提到的信贷员一样，面对基本条件更差的贫困人群，面对2亿人群中的一员，在无法同时兼顾普和惠的情况下，如何抉择？

先普还是先惠？

高法划出年化36%这道利率红线，不管是否出于监管者本意，注定让普惠金融在攻坚战里，只能选择先惠后普。

先惠后普有一定的存在道理：普惠金融需要考虑接受金融服务对象的承受能力，是一种负责任的金融，而不是只一味追求市场利润最终有可能演化成掠夺性金融。然而。先惠后普的合理性是有两个前提条件的：一，符合市场规律，即政策推行要遵循可持续商业发展的原则；二，体现公平原则，普惠金融的对象和实施者需要公平的环境。

然而，以年化36%这条线为标志的先惠后普政策，既不符合市场规律，也不公平。

2015年8月7日，最高法《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指出，民间借贷利率24%以下受法律保护，36%以上不受保护。根据最高法数据，2011-2015年，民间借贷纠纷大幅上升，每年保持20%的平均增速增长，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列第二位的民事诉讼类型，最高法为了充分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并缓解民事审判工作压力，才发布新规。最高法的利率规定针对的是普通民间贷款，参照的是央行贷款基准利率。最高法发言人杜万华在发布规定当天回答记者提问时回答：“我们在制定《司法解释》的时候就研究过从古到今利率的变化，特别是1990年以来10多年央行利率颁布的整个利率的线索，我们研究以后发现，央行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变化比较大，最低是百分之二点几，最高的是百分之十二点几，中间较多的是5%~8%，最后我们选了中间值6%，又参照传统四倍的含义，四六二十四，就是这样来的。”

影响力如此巨大的利率管制红线，居然是由法院这样一个司法部门颁布的，初衷居然是为了“缓解民事审判工作压力”，其“取中间值”“按照传统四倍”的计算方法也过于草率。难道不应该由跟经济和金融直接相关的监管部门，在经过详细论证、充分吸取市场和学界意见后，最后找出科学的、符合市场规律的，甚至是一个动态的、因地制宜的利率管制空间吗？

很多人认为年化36%红线合理，认定超过年化36%的合法行业不存在，只有暴利的非法行业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回报率。因此，利率管制在36%就是为了防止借钱给暴利非法行业。

然而，这种想法过于以偏概全。笔者刚从纽约华尔街投行回国加入“三农”互联网借贷公司，对公司商业模式最大的疑问就是：农民如何能够有能力找到36%以上的机会来还清借贷。在笔者熟悉的美国金融市场环境中，年化回报超过10%都已经很可观，更不用说36%，毕竟股神巴菲特也只能保持在21%的长期年复合回报率。当时董事长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中国很大，国情特殊，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他建议我要“接地气”，不要老在北京公司总部，而是脱下西装，和信贷员深入农村第一线去实地考察。于是就有了前文我和信贷员实地考察的一幕。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相对闭塞，信息不对称，金融服务欠缺。因此，在这种特定环境下，成熟的金融市场中罕见的高利率、高风险和高回报的机会就有生存的土壤。而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缺的就是能让他们实现脱贫致富的机会和资金。这也是普惠金融最具挑战的亟待攻克的最后一座堡垒。然而年化不超过36%这条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红线，死死绑住了普惠金融的手脚，同时也剥夺了贫困人民脱贫的机会。信贷员选择拒绝给贫困农妇放款，不是对她大棚种植蔬菜质疑，而在于合理的市场贷款利率超过36%，违反了现行监管政策，只能放弃这笔贷款。

被36%高压线影响最大的是金融科技公司。在推进普惠金融的两大主力中，各有分工：传统金融在“惠”上面大展拳脚，金融科技公司在”普“上大显身手，两者互为补充，差异竞争。

然而用不合理的利率高压线，显然对传统金融影响不大，传统金融的普惠金融的成本较低，客户群也相对优质，属于既普又惠的客群。然而对金融科技公司却是致命的，以技术为优势把金融服务覆盖到最偏远的贫困地区，属于能普却不惠的客群。因此市场化的利率要求是较高的。尤其是2016年以来对金融科技公司在监管上趋严，备案和牌照迟迟无法推出，金融科技公司的资金来源处处受限，资金成本节节高升，运营成本进一步加大。金融科技公司在推行普惠时经常面临像前文信贷员那样的的困境：经过审慎评估，对方也有能力、有意愿还，因为碰到利率红线而被迫放弃。

这种既不符合市场规律、又不公平的先惠后普的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人为创造出金融服务真空，任由地下金融肆虐。最受伤的就是这群普惠金融帮助对象的贫困低收入人群。他们的金融需求本该由正规金融按照市场定价去服务，现在只能转向高利贷、套路贷，甚至让人闻风丧胆的超利贷。

今年央视315晚会集中报道的众多“714高炮”超利贷，揭示这一行业的血腥。所谓714，指的是那些期限为7天或者14天的高利息网络贷款，而高炮，指的是其综合年化利率达到1000%的极高的利率，加上高额砍头息和逾期费用。在对现金贷严格监管一年多后，还有如此众多明目张胆的超利贷，根源在于，庞大无信用低收入民众短期借贷需求无法在正规市场得到满足，不得不寻求非法地下金融。

如今，普惠金融已经进入攻坚战，要取得普惠金融的全面胜利，需要从先惠后普逐步转变成先普后惠。

先普，即扩大金融服务范围，适当调整过于严格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利率管制。重新组织监管，学界和业界，讨论符合市场规律并公平的动态利率管制方法。后惠，即推动信息共享，提倡传统金融采用数字金融，支持科技金融公司降低资金成本，让两大主力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优势双管齐下，让普惠金融的成本越来越低，最终实现既普又惠的宏伟目标。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称：“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有融资的机会，远比融资价格重要。”

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普，就是数字1，惠，就是数字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

蔡凯龙

著名财经评论员，金融科技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火币集团首席战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