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如何“钱生钱”：理财变迁四十年简史

作者: 大文点金   

随着国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多，人们把闲钱以各种形式、包括资本的形式投入生产，从而使参与价值分配成为可能。从银行体系存款到购买国债，再到进入股市、涉足基金、参与互联网金融，国人的“钱生钱”之道从单一走向多元。

40年前，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都是秉持按劳分配原则，拿的是工分制下的死工资。老百姓还没有很强烈的理财概念，金融市场上也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理财产品。那时候金融市场提供的理财渠道很单一，就是银行存款，老百姓只要不打算把钱放在床底下，唯一的理财方式就是存银行。

当时，人们把钱存在中国人民银行。而那时候的人民银行实质上是中央银行、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商业银行的复合品，它既是政府的银行，也是老百姓的银行。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人民银行被定位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存贷款业务被剥离开来，也由此成立了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这样一来，人民银行再也不直接对接储户，不再是老百姓的银行，而成为银行的银行。老百姓想要存款，需要到国有商业银行存款。

再到后来，市场化的银行越来越多，有了招商银行、民生银行这样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还有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能存款。尽管各家银行之间的存款利率基本无差异，但老百姓还是有了在各家银行之间进行比较选择、决定把钱放在哪里的权利。

银行以外的选择：“家人炒股与赌博吸毒败家无异”

1981年，中国首次发行国库券。国库券是在1877年由英国经济学家和作家沃尔特·巴佐特发明的，并首次在英国发行。国库券的债务人是国家，其还款保证是国家财政收入。

中国老百姓对国库券的直白理解就是借钱给国家。对于建国后长大的老百姓而言，小时候最常听的一句话叫“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可国库券不就是内债吗？当时，国库券的认购，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很多人的价值观，老百姓不太情愿地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元、十元，购下一至两张国库券。对于“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几乎是当作完成“政治任务”来买国库券，干部级别越高，买的越多。

大多数人根本想不到，这其实是中国重开资本市场、打破单一银行体系的重要举措。在国家开放国库券转让后，可以流通的国债变成了可以赚钱的有价证券，这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银行存款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此后的若干年，有许多人靠倒卖国库券发了财。后来被誉为“证券市场第一人”的上海人杨百万(本名杨怀定)，当时正是利用国库券在各地转让市场中的价格差异，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样的致富故事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末。

1983年，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原始股”，催生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先河。故事的背景是：1982年，深圳宝安县建县之初，资金短缺，于是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想把农民手上的闲散资金聚集起来。在县委“只给政策不给钱”的明确表态下，联合投资公司参考香港经验设计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并在1983年7月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次年，联合投资公司获纯利17万元，购买股票者首次分得红利。从此，股票开始逐渐成为普通投资者的投资工具。同样是深圳领中国资本市场之先，1987年9月27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市十二家金融机构出资组成了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后更名巨田证券)。

就在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以后，股票市场的场外交易被场内交易取代。但大多数人对股票还是一无所知。人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是股票、原始股、股票投资的概念，对股票的认识，都停留在股票大慨是类似“国库券”“债券”的有价证券的意识上。在大多数社会公众看来，买股票像是“花钱买纸”般的不可思议，而后来甚至这几张纸都消失了，股票完全实现了无纸化。

当先知先觉的诸如唐万新这样的从新疆组织雇佣五千多位老家农民来深交所通宵排队买新股时，大多普通人更是完全看不懂，肯定以为都“中魔”了。不知不觉中，通过排队买新股，或者收购原始法人股，很多后来的资本大鳄都掘得了人生第一笔金。

中国的股市从一开始就展示了其血淋漓的一面。1993年到1994年间，内地股指从1512点跌到325点，跌幅为78.50%，一半个股跌去80%以上，这样突如其来的暴跌让刚刚从计划经济走出来不久的普通老百姓第一次认识到了金融的风险，很多家庭甚至认为“家人炒股与赌博吸毒败家无异”，这一观点甚至到现在在很多较不发达地区还没有根本性的扭转。

代客理财兴起：银行理财被认为最安全稳定

1998年，以南方基金、华夏基金、博时基金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基金管理公司正式诞生。

公募基金公司的成立被寄予厚望，老百姓自己不敢直接投资股票，但完全可以通过公募基金投资股票，中国的股票市场也许也能够通过公募基金公司的成立而实现从散户主导向机构主导的转变。但理想是美丽的，现实却是骨感的，虽有大量公募基金成立，但基金行业并没有对股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很多专家怀疑在内幕交易频繁的国内资本市场，机构投资人造成了市场更大的波动。2005年到2007年，中国的股改让很多机构和个人尝到了政策红利的甜头，股市从1000点涨到了6000点，一些基金及其管理人成为了传奇。在这些中国的传奇故事中，最耀眼的一位是王亚伟及其所在的华夏基金，“王亚伟概念股”成为无数普通散户关注的重点。

公募基金的成立开启了代客理财的全新模式，诸如信托、私募等新的机构层出不穷。

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1979年10月宣告成立，办理的是国际信托投资和金融业务。在上世纪80年代各家银行、各部委和各地政府等纷纷设立信托投资公司，鱼龙混杂，管理层先后于1982年、1984年、1986年、1989年、1993年、1999年对信托业进行了6次清理整顿。

2002年7月18日，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发售了首只信托产品，这也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信托公司回归主业的开端。从当时投资人的身份看，中老年人占了相当比例。在过去几年的房地产狂飙突进历史中，信托产品的很多资金投向了房地产和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房地产市场的景气支撑了信托行业的高收益，投资人长期享受了高达两位数但事实上存在“刚性兑付”的信托产品收益。大量的投资人将个人房产抵押套贷用于投资信托产品。

与公募相对的是私募，“地下私募”在国内由来已久，集资诈骗问题层出不穷。直到2004年2月私募投资人赵丹阳与深国投信托合作，成立了国内首只阳光私募产品，以“投资顾问”形式开启“地下私募”阳光化的先河。

2012年6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成立后，私募机构逐步步入正规化发展。股权类私募、证券类私募、其他类私募的投资范围被清晰界定，资金存管得到规范。个人通过私募产品可以相对规范地投资未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证券以及其他非标固收类产品，但私募和信托一样的100万元起投的投资门槛也使得私募更多服务高净值客户。

在私募行业，徐翔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徐翔，人称“宁波涨停板敢死队总舵主”“私募一哥”。一度是中国最受关注也最为神秘的私募人士，从不在公开场合发声，极少接受媒体采访，更不允许拍照。2015年11月，他终于因为内幕交易问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在私募致富的浪潮里，投资人看到的是出彩的业绩，追逐的是明星基金经理人，对于这些私募操纵股价置若罔闻。然而在浪潮退去的当下，很多私募投资者遭受到了本金的损失。

在信托、私募大行其道同时，银行也在积极推出产品创新，2005年，银行理财产品横空出世，被认为是银行从以产品为导向转变为以客户为导向的重要实践。银行理财的门槛相对较低，让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参与到资产增值的过程中。加之普通人的投资渠道较少和中国人投资普遍趋于保守的民族特征，虽然获得的收益相对于其他的理财方式更少，但是却是最为安全稳定的理财方式。

互联网让理财触手可及：开启了普通人理财的“启蒙时代”

真正让广大老百姓享受到了高收益、低门槛投资产品的还是归功于互联网金融。2013年6月，阿里巴巴推出余额宝理财业务，比银行更高的收益吸引着无数普通用户的关注。

余额宝本质上是天弘基金管理下的公募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在国内本不是新鲜事物，但货币基金真正的火热却是由便捷理财的余额宝带动的。大量的普通民众将钱从银行里挪到了余额宝里，余额宝的资产规模也是水涨船高，管理余额宝的天弘基金从一个盈亏平衡都较为困难的排名末位的基金管理公司一跃成为货币基金管理规模全国第一、世界第二的知名货币基金公司。

在老百姓来看，集理财、消费于一体的余额宝甚至比银行的活期存款更便捷方便，收益却比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要高不少，不管几百元还是几十元都可以理财，这样的产品能不爱吗？

余额宝的火爆，迅速吸引了各方的关注。一时间，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乃至商业银行们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宝宝类”金融产品。这些“宝宝类”产品对于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分流效果是很明显的，在他们出现之前，普通老百姓出于流动性管理的需求是要在银行卡多少放些活期存款的，而在此之后大家的闲散资金都转移到“宝宝类”产品中了。

受此影响，工商银行等推出的薪金溢产品，只要工资卡季度日均余额达到一定数量，自动享受半年期、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上浮20%的收益。

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宝宝类”理财产品在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于开启了普通人理财的“启蒙时代”，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让每一个普通人对于理财行为都能够触手可及。如果说余额宝是将传统的货币基金基于电商思维做了重新的设计，那么P2P则是创造了个人投资者接触到的新的底层资产。

从监管机构的定性角度看，P2P是民间借贷的信息撮合平台，P2P投资人实质上冠以P2P出借人的名称可能更为合适。其借款人则以传统银行业所无法解决的小微企业和个人弱势群体为主。基于点对点的技术手段将钱从资产充裕方转移到资产需求方。但是，由于P2P平台自身的异化，行业内鱼龙混杂，P2P出现了严重的“跑路”风潮，无数投资人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P2P实质上构成了中国的次贷，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P2P，拿的是利息，失去的却是本金。”很多人也认识到了P2P潜在的高风险，但架不住P2P高达10%甚至20%以上年化收益的诱惑，想着“理财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总不会运气那么背，就遇到跑路的吧”。

伴随P2P理财方式而来的是所谓的“撸羊毛”，“羊毛党”们不断注册新平台为获得新手短期产品高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互联网金融企业营销驱动的特征，而投资者恰好利用互金企业的营销驱动特征赚取更高收益。

智能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未来的金融市场将会立足投资人

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以来，房地产开发商、投机者一直喝着房地产飞快增长的自信酒，房地产泡沫被吹得越来越大。在过去些年里，中国居民财富的最大头配置在了地产上。在持续的房地产调控下，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已经冰封，许多老百姓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有了更深的体会和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寻求非房领域追加投资以分散风险，这是未来居民非房理财最大的利好。展望未来，真正立足投资人的理财方式和理财产品无疑将会越来越多元化，科技的赋能作用体现的将会更加明显，理财也将逐渐由国内走向海外。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金融市场实质上根本的驱动力还是“融资”导向。无论是银行的理财还是信托、私募、P2P，根本上是从解决特定群体融资渠道的角度出发，对接社会闲散资金。未来的金融市场将会实现立足投资人、理财人的重大转变。

于是，我们看到了财富管理行业的兴起。过去10年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规模增长5倍，成为全球第二大私人财富市场。财富管理的核心在于多元化资产的优化配置，而非单一的卖产品。市场上除了围绕融资方融资需求这个核心点设计产品的机构外，也诞生了另一波围绕客户财富管理需求，提供资产配置服务和咨询服务的机构，投资人的配置品种包括私募、公募、保险、信托、P2P以及另类资产投资等等。

此外，诸如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辅助个人理财中的作用不断突出，人工智能理财将成为普通人的必要选择项之一。首先，人工智能可以保障每个使用用户较高的参与度，实质上承担起了24小时全天候覆盖的实时交互性的理财顾问角色，为用户提供自动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理财决策；其次，人工智能有助于规划普通老百姓的投资理财生命周期，降低用户整个生命周期的综合投资成本，优化整个生命周期的投资风险及收益匹配，解决了先前私人理财顾问只能看眼前、无法看未来的问题；最后，科技赋能下的人工智能理财没有情感，没有恐惧，没有贪婪，投资策略永远是朝着预先设定的目标优化，有望杜绝金融市场目前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未来，也将迎来海外理财的井喷。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海外留学、出境游和海外购物等越来越大众化，和消费需求一样，国民的理财需求也开始溢出国门，理财全球化变成流行趋势。目前来看，老百姓层面上的海外理财更多还是海外置业，但房产信息不对称、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美元的起投门槛和繁琐的操作流程，让普通百姓们望尘莫及。不过，我们渐渐看到了一些海外固收类理财产品在国内的热销，甚至一些海外理财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兴起使得几分钟就能实现网上直投美国，开启中国海外理财大众化时代。尽管海外投资所涉及的外汇管制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但扩大资本市场开放趋势不可逆转，海外理财的井喷值得期待。

作者陈文系百舸新金融创始人、北京大学新金融和创业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法治周末仇飞记者对本文的整理亦有贡献。原文发表于《法治周末》2018年9月5日。

大文点金

北京大学新金融和创业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陈文，著有《P2P向死而生》《网络借贷与中小企业融资》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