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普惠金融”有效吗
【摘要】强力度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准入放开、多管齐下,中国式普惠金融已推进多年,为何收效寥寥?为什么传统金融机构仍然很难探索出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模式?
金评媒(https://www.jpm.cn)编者按:强力度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准入放开、多管齐下,中国式普惠金融已推进多年,为何收效寥寥?为什么传统金融机构仍然很难探索出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模式?
“普惠金融”,最近成为热门词。从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重要文件,到地方政府的政绩宣传,甚至一些知名的不知名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广告,频频出现。
在全世界,普惠金融理念可追溯到30多年前,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穆德·尤努斯把27美元借给孟加拉国一个贫困乡村的42名妇女的试验,他也因此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时至今日,普惠金融这一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又不乏实践可能性的理念,已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生根发芽,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度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 到2016年,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G20推广的重要原则。
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了普惠金融的实践。跟其他国家由NGO(非政府组织)自下而上地发起不一样,“中国式普惠金融”一直以来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政府参与程度较高。到2015年底,普惠金融发展被提升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
20余年间,相关政策不断推陈出新,为了实现普惠金融目标,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和民营银行各等类小微金融机构十余年间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截至6月末,全国银行业小微贷款和涉农贷款余额均占各项贷款余额超过25%,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数一数二的。
但由于缺乏对“普惠金融”明确的定义,出现一些机构和地方政府对“普惠金融”的牵强附会,甚至误解。“普惠金融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一位监管人士感慨。
那么到底什么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意味着既普及又优惠吗?应该用什么样的指标体系衡量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如此强力度的政策引导和多机构参与的中国式普惠金融发展至今,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
最新一期《财新周刊》近两万字的封面报道,作者包括彭骎骎、吴红毓然、张宇哲、韩祎,她们采访了主要监管部门负责人和主要行业机构、国内外普惠金融专家,全面揭示“中国式普惠金融”的真实图景,再探普惠金融发展路径。
中国普惠金融一直未能尽如人意,是因为专门的金融机构太少吗?
过去十多年,中国破解普惠金融的思路之一是增设专门的金融机构,上万家小额贷款公司、1500多家村镇银行和十几家民营银行,其制度设计均蕴含着增加普惠金融供给的初衷。然而,据《财新周刊》报道,颇为尴尬的现实是,目前上万家小贷公司,到现在几乎“死了一半”;1500多家村镇银行,如果扣除财政补贴,亏损、保本、盈利的机构各占三分之一,一些之前积极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大行目前则急于脱手;部分民营银行同样进退维谷,面临着“出生易、成长难”的烦恼。
从纯民间资本发起、到商业银行主发起、再到完全由民间资本发起,为什么仍然难以探索出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模式?为什么总是出现政策顶层设计和实际执行的落差?是监管理念和方法不能适应普惠金融的特点?还是激励机制出了问题?
按照中国特有的政策逻辑,当需要扶持一个行业时,就出“优惠政策”。从定向降准到各种政府担保基金,“普惠金融”领域从来不乏政策支持。但此次报道发现,这些激励措施或多或少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落到实处者寥寥。而在一些没有政府激励政策的东南亚国家,却出现了大批自发从事普惠金融、可持续经营的金融机构,原因为何?《财新周刊》此次报道也实地走访了几家东南亚金融机构,探究其成功的秘诀。
对于备受市场关注的各大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一事,《财新周刊》此次独家专访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还原制定大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的政策意图和愿景,并采访了多位大行普惠金融负责人,梳理各行的做法,探讨大行做普惠金融如何成功。
此外,近几年的技术进步为普惠金融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去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作为东道国牵头制定的“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更让人畅想数字技术的进步是否为普惠金融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数字普惠金融目前的形态有哪些?解决了哪些传统金融机构不能解决的问题?大数据风控效果如何?有可能带来什么新的风险?《财新周刊》报道指出,数字技术的加持,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助力,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永远也无法替代机制、体制改革的作用。
如何从根本上破解中国普惠金融的难题?《财新周刊》报道采访数位普惠金融专家,得到的答案殊途同归:回归常识,合理规划,理清边界;忌好大喜功,勿急于求成。正如一位普惠金融专家所言,“这个领域的政策含义是很深远的,如果政府职能定位出了问题,那就是对金融纪律的破坏,将扭曲金融行为,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反而对金融稳定产生威胁。”
(编辑:郑惠敏)
来源: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