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面前无隐私，中国对数据安全的立法需要跟上了

来源: 微信公号 侠客岛   

金评媒（http://www.jpm.cn）编者按：一时间，在数据安全问题上，中国网民陷入了巨大的不安中，而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则同时陷入深度信任危机中。

最近，几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都因为数据隐私过得都不太安生。

阿里系这边，旗下子公司支付宝被爆出在“年度账单”活动中，靠默认勾选套取用户数据；腾讯系也不消停，先是吉利控股董事长李书福公开质疑微信偷看用户聊天记录，几天后腾讯和广州市政度试推出的全国首张“微信身份证”又被指责“动机不纯”；撇开这两家，号称中国最大的内容平台的今日头条，被质疑利用手机麦克风获取用户数据隐私……

一时间，在数据安全问题上，中国网民陷入了巨大的不安中，而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则同时陷入深度信任危机中。

说起来，数据隐私是从什么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呢？

本文图片均来自微信公号“侠客岛”

隐私

不可否认，人类长期有着被隐私问题所困扰的历史。

香港大学法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凌就曾指出，自打我们从农业社会逐渐迈入城市商业社会，从熟人社区转向陌生人的社区，我们就更注重隐私了，所以建筑材料被要求更加隔音、窗户要更加阻光，人们也更倾向于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鸽子笼”中。

而从信息技术和相关设备发明以来，情况就更糟糕了，开始不断有人高喊着“隐私已经终结”。你看，相机和摄像头的发明，便利了对人的偷拍和监控；电报和电话的发明则让我们更容易遭到窃听；计算机的发明，让个人隐私传播更加方便；而一定规模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倒卖市场的形成也大多得益于此。从技术上来说，我们痛心疾首的徐玉玉案的根源，也在于此。

但客观上来说，这样的隐私困扰还没有构成对整个社会的威胁。在胡凌看来，它还大多停留在物理层面和空间层面。虽然有相机或者摄像机，但总体而言，国家、商业组织和个人尚不具备大规模搜集个人信息的技术能力，特别是日常信息。

事实上，即便是能搜集，也只能停留在传统的人事档案管理等重要事件上。至多，再加上各类名誉侵犯等纠纷。至于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嘛，一般机构基本关注不到我们。

世界是怎么产生变化的呢？大概，要从“大数据”悄无声息地“侵噬”我们的生活开始。

“石油”

不妨以“大数据”的应用为界限，将我们的互联网生活分为前互联网时代和后互联网时代。

很明显，而当后互联网时代来临时，一切规则都变了。不妨仔细想想，你的音乐app是不是越来越懂你听歌的心情了？新闻app上，你感兴趣的新闻是不是怎么也刷不完？地图类app、打车软件是不是总能准确识别“家”、“公司”、“健身房”的具体地址，并且带你完美绕过拥

路段？

为什么一个机器能做到这样？

一切源于大数据的应用。胡凌指出，后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人隐私和数据可以被更加便利地公开、搜集、聚合、分析和使用，规模之大超出了想象。恩，至今我们仍无法判断这个过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有多大。

简单做个对比，大家都知道，古往今来，掌握客户心理都是商家取得成功的制胜法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和现在的企业分别是怎么做的呢？不难回想，前互联网时代，无非是问卷调查，电话访问、实地走访、会员卡……且不说想要分发给足够量的用户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单是这些数据的统计和整合，就是个浩大的工程。

那么后互联网时代呢？诚如《经济学人》所说：数据就是新时代的石油。根本不用企业主动出击，网络大数据几乎可以搞定一切。事实上，其实我们听的每一首歌，叫的每一次外卖，打的每一次车，都可以被企业获取，成为其海量数据中的一点一滴，然后被拿来做深度的数据分析，转而用于商业中。

当然，从现实环境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是石油。大多数时候，只有具备了相当规模的量，足够广阔的覆盖面和足够精准的数据源，数据会有足够的价值。

企业们当然也深谙这一点。不信，你看看各大互联网企业狂飙突进的“圈地”运动。诸如滴滴之类的新兴独角兽正不断靠烧钱、补贴拓展用户数量，而像腾讯、阿里一类的互联网巨头则一刻不停地兼并小的互联网企业，开设各类大数据研究中心，争相变得更“懂”他们的用户。
裸奔

听起来非常完美，企业为用户提供便捷、廉价的服务，用户则在享受服务的同时，“顺便”贡献出自己的数据，两得其所。

但问题是，通过科技手段收集来的数据，能像传统的问卷调查一样，淡化甚至完全抹去用户的个人信息吗？换言之，大数据时代，我们怎么去确定，这些企业搜集信息的过程中，不会精准定位到个人呢？

政府不能保证，企业无法保证，广告商同样无法无法保证。

斯诺登事件大家肯定都知道，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在2013年报道，国家安全局（NSA）和联邦调查局（FBI）于2007年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路公司的中心服务器里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皆参与其中。

其实，早在不同场合，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就说过，“斯诺登事件”之后，绝对隐私已经不存在。
物联网的兴起，则更加剧了这种矛盾。如今，任何物品都可以被设计成通过传感器搜集和发送信息的模式了。以智能家居为例，你的家具

仅会记录你的一言一行，还会把这个数据汇集入终端，只要他们想，这些数据可以被“卖”或转移给任何人、机构、组织。否则，你在淘宝网搜索的商品，怎么会出现在当当网的广告推送中呢？

更值得正视的是，我们已经离不开这样一个社会了。根据相关统计，2017年微信的用户已经超过了9亿，支付宝用户已经超过5亿，滴滴日均单量已经达到29.5万单……新经济已经随着现代商业的发展融入所有人的生活中。

而身处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我们除了“裸奔”，似乎别无选择。

边界

既然无法回避，那就得正视这个问题。

通盘考虑，不可否认的是，大数据技术其实是人类科学发展的必然成果。把钱放到银行安全还是藏在枕头底下安全？通盘考虑，肯定还是前者；为了个人的隐私安全，从此不用移动支付，不点网络外卖，不用网络专车？这大概也没几个人能做得到。

对于政府来说，其重要性同样值得关注。它不仅能帮助提高国家能力，加强对某些领域的监管，还可以对社会群体行为进行预测，防止恐怖行为和骚乱。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约束。既然我们无法拒绝这个时代，那至少还得有个边界。

2015年12月15日，欧盟执行委员会曾通过一份《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被认为是目前国家上最严格的数据保护法律。尤其是巨额的惩罚上限：对于不太严重的违法，罚款上限是一千万欧元或前一年全球营业收入的2%(两值中取大者)；对于严重的违法，罚款上限是两千万欧元或前一年全球营业收入的4%(两值中取大者)，让很多科技型企业望而却步，也让不少国际互联网巨头吃了亏。

我们当然不是要学这么严苛的法律，毕竟，对于对于发展中的事物还是需要一些耐心和信心，而大数据更是可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事物。但是平心而论，中国对数据安全的立法，的确需要跟上了。

比如，关于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问题，就非常值得关注。打个比方，用户用微信聊天，这个聊天记录是属于用户还是平台；获取聊天记录需不需要本人同意；平台在未告知本人的情况下将聊天数据用于商业用途，该怎么定义这种行为？这一切都亟待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法律和制度。

而这，既关乎商业伦理，更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绝不容忽视。

（编辑：杨少康）

来源: 微信公号 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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