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股市对比，用新框架透视股票市场

作者: 王硕 2018   

2019年的中国A股市场从1月到4月初累计涨幅超过30%，但在经历了年初的凌厉走势之后，不出意外的又在两个月时间中迅速跌去了此前涨幅的一半。与此同时，最近随着印度大选结束，人民党胜利，印度孟买SENSEX指数一度触及40124.96点的盘中历史新高。自2008年世界经济发生危机之后，印度开启了一轮十年牛市，其中印度孟买30指数期间涨幅甚至达到了300%。很多媒体就此与大涨大跌的A股进行对比与调侃。

同样是金砖四国的中国与印度，为什么股票的走势却天壤之别？我认为，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思维局限在股票市场或资本市场本身，甚至不能局限于政治、经济、监管以及金融市场发展与开放这些表层问题。我们需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出发，来深入探索造成两者之间差异的本质原因。

我们首先从“割韭菜”这一网络词语切入这个问题，“割韭菜”是近些年在中国网络上被热议的词汇，起初来源于股市与币圈的金融领域。韭菜本是一种能够多次被菜农收割的蔬菜，韭菜的再生能力非常旺盛，可以为菜农带来多次收益。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描述：“每次收割后，农人都会认真施肥、浇灌，至善至诚，柔情万种，心灵慈善得令人感动万分。农人一边看着韭菜成长，一边磨自己的镰刀，让自己的镰刀变得更加锋利。”

从金融股票市场的角度说，主力、机构精心布局吸筹、洗盘、拉升，使散户高位接盘，随后抛售股票导致股市下跌使其被套牢，随后散户低位割肉为其再次迎来新的低位建仓机会，如此循环波段操作进行获利。每一次行情的轮回就是割韭菜的生动演绎，这种现象与农业中韭菜的生长与收割相似，久而久之股票市场形成了收割与被收割的关系。由于收割具有周期性，所以导致中国股市反复出现短时间内暴涨之后又迅速暴跌的大A字形走势，因此也导致了缺乏长期积累与价值驱动不断上涨的内部动力。

目前“收割”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股市或币市，还包括针对普通投资者的非法集资、民间借贷的“套路贷”、近两年P2P的大规模爆雷，甚至银行也会买到假理财，机构之间的相互收割。此外收割已经蔓延到了更广泛的领域，通过房地产收割、再到网络上一些文章谈到财富大洗牌中产阶级被收割，以及富人贵人阶层的被收割，这些现象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

在我看来，“收割”是一种趋利、逐利的方式，它的特点是通过一次性或多次周期性的方式，通过前期布局在短时间内集中获利。但这种获利方式是一种会造成被收割者损失的零和游戏式的财富转移，并不是建立在不断积累创造价值或真正满足需求的基础上的等价交换。就像农业活动的春种秋收，成熟的农作物被农民从土地上收割后变为农人的财富，被收割后的农作物就不会再有产出或生长，所以农民需要在土地上再次播种。农业生产者都希望缩短播种与收割的时间周期，同时加大土地产量，从而收获更多的粮食与创造更多财富。但是不合理的农业生产强度与生产方式，会使土壤被侵蚀的速度加快，导致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土壤污染等退化现象，从而恶化生态环境。

土地就可以理解为我们的金融市场，水土流失就像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枯竭，所以才会出现了暴跌、爆雷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土地造成伤害后，即使再采用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结果也会不及预期。同样，在被污染的市场中即使是有价值的股票也很难幸免遇难，合规的理财平台也可能难逃清盘的结局，即使是银行业目前也暴露出了风险问题。因为市场这块“土地”以及被严重侵蚀伤害，需要时间去修复。虽然农业耕种与金融市场看似无关，但本质上却蕴藏着相同的逻辑。

其实收割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就已经存在，这种收割的模式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各个领域，早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就有割韭菜的经典案例。1883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由于过度投机与加杠杆配资，导致清朝股市崩盘，钱庄出现挤兑与倒闭。时任“中华第一股”轮船招商局的、被誉为近代“茶叶大王”与“房地产大王”的会办徐润，由于挪用轮招局公款十六余万两事实暴露，被免职并要求其退赔银两。此事被高调处理，消息一出招商局股价应声跳水跌破40两一股，与此同时受到中法战争爆发的恐慌心理，使地产价格暴跌，徐润大量资金被套房地产。为了归还挪用的局款，除了把手中原本100两一股购入的招商局股票低价割肉抵债之外，徐润曾在年谱中提到：“当时不得不大量贱卖自己手头的地产，而查办者趁机低价买入被查办者的抵债房地产待价而沽，这不免有些“趁火打劫”的味道了！”。等到市场恢复平静，楼市又重新开始上涨，收割者赚的盆满钵满，而徐润可谓损失惨重。

徐润本质上是商人，在入股轮船招商局后，他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曾多次提出须保证企业运营的独立性，应尽量避免官方的干预。他所强调的经营管理方针与晚清政府对企业的经管方针之间难免出现矛盾。金融危机与股灾给了清政府将徐润踢出招商局董事局的借口和机会。徐润被迫离开招商局，表面原因为挪用公款，但在当时各种官督商办企业这类问题屡见不鲜。如此高调处理此事，不排除清政府由于担心民营企业家占股过大而失去对招商局的控制，从而借助金融危机，将民营企业家手中股份收归“国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通过金融危机收割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有同样类似经历的还有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收割的行为一直都存在，但为什么直到出现了现代的股票市场与数字货币领域，才有了“割韭菜”一说呢？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交易的价格与涨跌是数字化的、可量化的。另一方面，通过K线图把交易的过程抽象成为可视化的图像。通过数字量化与图像可视，“割韭菜”的模式才被人们所察觉，所以除了金融市场之外，并非不存在收割的现象，而是大多数人日常比较缺乏对问题或事物进行量化与高度抽象提炼特征的能力，因为很多事没有被抽象成为数字与图像，所以没有被察觉。如果我们把“收割”的模式再次进行抽象提炼关键特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从起点开始再回到起点的趋利模式。

上文阐述了收割的本质与特点，但这并非最终目的，我们还需要弄清楚为什么在中国会形成这种“收割”式的趋利逐利的方式。如果说思维决定行为，这就需要去进一步探索最初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影响了人们的生存与追逐利益的行为？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农耕文明。由于土地、气候以及人口的众多因素，农本位思想在中国古代成为了生产生存的核心思想，农业成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农业与工商业相比，重农居于首要位置。战国时期的改革家商鞅也倡导农本思想，他认为农业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与战争的物质基础。在《管子》中，农本思想则被更加全面地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农业不仅在经济上是国富民足的根本，在政治上是长治久安的根本，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战胜守固的根本。以农为本的思维在古代是由于政权的需要所推动，有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推动力，因此上千年来在中国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农业思维模式，这种思维导致人们倾向于自给自足，满足自身或小范围需求。同时，农业思维又不断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存的方式，进而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也影响了人们追逐利益的思维与行为。我认为，在古代中国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行为方式或是逐利的工具，这都是长期自然发展而形成的，必然有着它的合理性。但是，收割的逐利形式却是农业思维的一种“不合理、极端化”体现，出现的原因我们下文进行分析。

与中国不同，欧洲一些国家由于其地理环境、气候、资源等多方面因素是以商业为立国之本，千百年来形成了逐渐进化的商业思维。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提出“重商主义”的概念，这种商本位的思想成为15—18世纪初受到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哲学。我认为，商业思维是在理性的规则之下，进行交换，通过不断积累来创造价值与财富。其实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商业贸易与手工业体系，弗兰德、佛罗伦萨、安特卫普、威尼斯、布鲁日等这些当时的工业与商贸重镇创造了繁荣的商业文明。此外，由商业思维逐步发展形成了现代金融业，从世界最早的国际金融中心佛罗伦萨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再到英国的伦敦，先后形成了多个国际金融中心。从中世纪商业汇票的发明、以美迪奇家族为代表的银行业发展以及分布式记账与去中心化的思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应用、再到股份制公司与股票证券的诞生，再我看来这些都是在商业思维驱动下，逐渐进化形成的创造财富、逐利的工具。

但是商业思维的逐利，即使是垄断行业也很少能达到可以完全无视消费者的利益以及其他利益集团的地步，所以不会尝试使利润最大化，而是会把价格设定在一个不会引起对其政策普遍不满的水平。举一个欧洲历史上明矾贸易的案例，15世纪美迪奇银行争夺明矾的垄断权，引起了土耳其、英格兰以及低地诸国的联合抗议。即使教皇与勃艮第公爵参与其中，美迪奇布鲁日分行也仅是短时间获得了佛兰德地区教皇明矾的独家经销代理权。随着西克斯图斯与洛伦佐的关系变差，教皇圣库从美迪奇银行撤出账户，在随后的教皇与佛罗伦萨的战争之后，美迪奇银行的明矾存货被查封，此后就再也没有拿到明矾贸易的控制权。所以完全垄断就连文艺复兴时期的美迪奇家族也难做到。

回到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比较低，在“士农工商”的劳动分工中，商业、手工业就被认为是“末业”。但不能否认，中国古代有过商业的繁荣发展，比如从宋代的经济的辉煌，到晋商、徽商、浙商、粤商四个商帮的兴起，再到山西票号的出现，都是中国商业文明的体现。在19世纪末，“以商立国”的思想在中国出现，最早出现于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提出的救亡图存的方案中，其主要内容是以商业为中心，发展经济，该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西方国家的商业思维开始传入中国，股份制公司、股票交易、现代银行等商业思维体系下创造财富的工具，作为“舶来品”也逐渐被国人所认识与接受，我们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仁和水险公司、开平矿务局、通商银行、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等企业。在北洋政府时期，天津与上海先后成为了当时的北方金融中心与亚洲金融中心，这些都是在中国新的商业思维逐渐吸收融合形成的过程。

但是，在民国之后由于统治者属性与需要，从清末、民国时期几十年间所吸收形成的新商业思维以及资本与商业自由发展被压制。伴随着所谓的“无产者”站到了社会制高点，农业思维再次成为了主流，农业思维至上而下的重新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原有的社会分工的秩序与制度被打破。这里所说的农业思维主导了社会，并非是指所有人都去农耕，而是把农业思维运用到了非农业的各个领域。当时“人有过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就是农业思维的体现，但也是极端化的农业逐利方式的体现。农业思维中土地被十分看重，比如把土地收归公有，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可以理解为对个人私有财产的收割。这与如今通过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收割人们的财富是同样的道理，只是以不同形式所呈现而已。

上文中提到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会形成这种“收割”式的逐利的方式？我们再回到金融市场，用股市来解答这个问题。 股票证券是欧洲国家在几百年的商业思维中不断进化出的创造财富的工具，对于中国来说却是被移植来的“舶来品”。我认为，A股的短期内的暴涨暴跌式的走势，是我们用传统自有的农业思维去使用与之思维并不匹配的商业思维的造富工具时出现了排斥反应，这种不匹配导致在工具使用过程中出现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包括发生了思维认知的突变，比如突变出了极端的“收割”式的金融市场逐利方式，从而出现了割韭菜的股票走势。我们只看到了股票交易可以创造财富，模仿了它的形式，却没有看到其背后是有一整套严谨的体系支撑的。想要改变股市收割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改变现有的用极端变异的农业思维在金融市场趋利的模式，所以首先应该改变的是思维模式。

如果我们跳出金融领域，把这个现象进行进一步抽象，可以提炼出分析各个领域类似问题的基本结构框架。这其实是思维认知的与行为工具之间的不匹配，也可以理解为软件与硬件的不兼容。当思维认知的高度无法与使用行为工具所应具备得思维认知向匹配时，两者出现的不兼容会对使用者以及工具本身带来负面问题。两者的差异越大，出现问题的概率就越高。

举些例子，适合XP系统的软件安装到W10系统就可能出现不兼容无法使用的情况。医疗移植手术中，同种异型细胞识别宿主同种异型组织抗原时，会诱发针对受者的排斥反应。再比如，让一个只会骑自行车的人去开飞机，即使侥幸冲上云霄，最终也有很大概率会机毁人亡。让我想到郭德纲的相声《西征梦》中的一个包袱，用骑自行车的方式去让飞机着陆，最后腿没了只剩下大胯。其实农业本身也是如此，我国目前的农业是石油农业，所谓“石油农业”，是大量地使用以石油产品为动力的农业机械，大量使用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通过高投入、进行高产出的农业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以机械化、化学化为特征。这同样是从国外引进的农业工具，给农业生产加了“杠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用原本的被异化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农业思维，进行不合理的种植与不考虑土地休耕，就会出现严重的土壤侵蚀等诸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廖永松曾经指出，农业领域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是“石油农业”化学化特征的表现之一。但在其问题背后是外来的农业工具与内在农业思维认知的不匹配。

我们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存在问题的原因后，再来对比中国与印度的股票走势。从古印度到现在的印度同样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历史，至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工农业生产有较快发展，但印度仍然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至少三分之二的人口以农业为生。但我们发现中国与印度的股票走势却截然不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呢，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影响了印度金融业的发展。一方面是上文说的思维认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大分工的问题。

首先来看思维认知方面，虽然印度也是农业大国，但1757年以后印度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经过了190年漫长的殖民时期，直到1947年才从逐步独立，1950年印度宣布成立共和国。在将近两百年的英殖民时期，使印度成为了英国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在印度建立了近代化的铁路、城市、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而且还配套建立起了医院、学校、警察等系统。不仅移植了人们生存发展创富的工具，还复制了能够与这些“工具”进行匹配的思维认知模式，比如英国当局建立的现代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在印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两百年的时间让英国人的思维认知逐渐被接受与融入到了印度的社会中，使之能够在独立后，仍然能成为全球软件、金融等服务业以及非专利药最重要出口国。所以印度股票市场是由能够与之匹配的思维认知所驱动。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英语的语言也给印度人提供了便利。

第二个因素是社会分工，这就不得不谈到影响了印度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在印度，人一出生就被分为四个种姓，第一种姓婆罗门，第二种姓刹帝利，第三种姓吠舍，第四种姓首陀罗。我认为种姓制度是由古代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婆罗门为最高种姓，在古代从事祭司职业，也是拥有核心知识的人群。刹帝利为第二种姓，主要是军事和行政的贵族。吠舍是从事农业、牧业、手工业的最普通公民。首陀罗是原土著的后裔，成为奴隶。在印度种姓制度非常严苛，人的阶级决定了他们的地位、权利、教育以及所能从事的职业和他们的婚姻。这种不可逾越的社会阶层制度，使印度人从几千年来就形成了彼此不同的思维认知模式。高种姓人群他们能够从事高科技行业，《药神》电影中谈到的印度仿制药，其实在美国从事医药行业的研发工作的印度人正是婆罗门种姓的白人，这也证明了婆罗门的思维认知可以匹配医药研发的技术与知识，所以仿制药的药效与专利药不相上下，因此印度能够成为全球仿制药最大的输出国。金融与软件行业也是如此，种姓制度虽然在1947年被废除，但在民间的实际社会运作和生活中仍然根深蒂固。由于原有的认知是低种姓人不能从事与本身的固有思维认知所不符合的高种姓职业，所以也就降低了思维认知与行为工具之间出现不匹配的概率。但是种姓制度被诟病的除了不公，残酷之外还包括了阶级固化问题，这也造就了巨大的贫富差距。

中国随着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大等现状，在社会分工中也开始逐渐形成阶级固化的趋势。在我看来，打破阶级固化固然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但是在此之前需要首先打破思维固化。通过上文提炼出的框架，可以得出的观点是，如果完全不考虑各阶层思维认知的固化，一但打破阶级固化，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社会发展，但在一定时间内就会出现原有思维认知与新的社会分工的不匹配，也许这种“排斥反应”的阵痛期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所以我们需要先打破思维固化，之后才是阶级固化。

总结：

中国股市与印度的股市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走势，我认为股票市场在交易操盘以及监管等因素的背后，是思维认知与社会分工的问题。想要改变这种割韭菜的现状问题，就要先改变从业者等利益相关者与监管层的思维认知，因为历史因素决定思维模式、再决定逐利模式，改变或许还需要经历几代人或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通过分析金融问题，由此提炼出了一个可以分析同类型问题的，有关思维认知与行为工具的基础结构框架。我们会发现，金融问题的背后往往隐藏了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又会常常伴随着金融问题的因素。

后记：

在撰写本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股票市场中存在一些有趣的现象。我把印度孟买SENSEX指数与美国的道琼斯指数进行对比，发现两者的走势相似度很高，从长期来看图形均是不低于30°的上涨走势。不仅如此，包括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巴西、南非、越南、马来西亚、智力、厄瓜多尔、牙买加、突尼斯等国家股票指数的走势均与美股与印度股票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表面上这些国家分布在亚洲、非洲、南美洲等不同的地区，但从历史上看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在几十上百年前他们都经历了百年以上时间的欧洲国家的殖民时期。以美国为例，在17世纪至18世纪经历了150年以上的英殖民时期，英国人、法国人、德意志人和荷兰人不断向北美移民，也移植了他们的逐利的思维，这种“外来思维”在一百多年间从商业贸易、工业、农业、文化等多领域自上而下的进行融入，为独立后的工商业立国奠定了基础。显然历史上经历过殖民时期的国家形成了独有的创造财富的思维认知，也许是移植了殖民者投机与冒险的精神思维，也许是殖民者留下了与在本国截然不同的，通过殖民地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思维认知，总之这影响了他们金融市场的发展。但是这种单边上涨的模式是否就是完美的呢，在未来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与不确定。

再来看欧洲股市指数走势，对比了英国、法国、荷兰、瑞士、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家，从二三十年的长期走势看，反而没有他们曾经殖民过的国家那种凌厉的走势，主要是在一个大的区间内进行周期性宽幅震荡，但整体趋势是上涨的。对于商业逐利的思维认知，主要是自然进化形成，当然在文艺复兴时期受到了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国等思维的融入，但从近一两百年看，主要是对外输出而非被融入。德国与意大利的股票走势属于比较特殊的，德国的走势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更像殖民国家的股票走势。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股市不同于殖民地的单边上涨，除了相互制约不留余地的使利益最大化的思维之外，在传统思维认知层面是否还有什么因素在“踩刹车”，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从创造财富的思维认知这个角度，我把股票市场的走势进行了分类，分别是以中国为例的受传统农业思维驱动的股票市场、以欧洲为代表的工商思维的股票市场以及以美国为例的殖民思维的股票市场。其中又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是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以沙特阿拉伯为例，石油储量和产量居世界首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没有经历过被殖民的国家。但是沙特阿拉伯股票指数的走势却与中国的股市很相似，而且同是阿拉伯世界的约旦、阿联酋、巴林、阿曼、黎巴嫩、科威特等国的股票指数走势具有相似的特征。阿拉伯世界中埃及的股票指数走势比较特殊，埃及曾是英国殖民地，股票走势介于殖民思维走势与阿拉伯世界走势两者之间，也许体现出了阿拉伯世界的思维认知与殖民思维的博弈。总之中东地区有着它的历史特殊性，殖民思维在阿拉伯世界从股票指数走势来看是失效的，在其背后伊斯兰金融思想起到了多大的影响还有待研究。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国家的股票走势的相似性仅仅是巧合，还是彼此之间有着隐性的相似特征，需要我们更深入的研究分析......

我认为，从思维认知的历史探讨股票市场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本文后记所谈仅仅是一个开端，提出了一个思考金融问题的新角度。我希望文章可以带给大家一些范式方面的新体验，也欢迎与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和我一起探讨交流。

王硕 2018

互金领域独立学者，专栏作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领域包括：金融历史与文化、风险与预知、世界拍卖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