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来源: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金评媒（https://www.jpm.cn） 编者按：今年初，尤努斯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贝多广院长邀请，来专程来北京做了一次讲座。

9月24日讯，背景介绍:普惠金融发展中，微型金融机构扮演重要角色，而微型金融机构该不该赚取利润?应该赚多少利润吗?利润的目标是不是与服务低收入人群的目标有冲突?这都问题自从微型金融机构出世的那天起，就引起世界范围激烈争论。2008年，美国哈佛商学院MichaelChu教授，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在日内瓦曾经就上述问题进行公开辩论。

今年初，尤努斯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贝多广院长邀请，来专程来北京做了一次讲座。

现在，贝院长又请来哈佛商学院MichaelChu教授来中国人民大学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讲座。

MichaelChu教授的讲座，吸引了百余位来自学界、业界、行业协会以及监管部门的专业人员前来参加。他们中有教授、高级研究人员、博士生和硕士生，也有企业CEO、经理、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负责人等。

以下为MichaelChu教授讲座的内容整理稿：

普惠金融为什么重要?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普惠金融是指向个人和企业负责任、可持续地提供的，有益且可负担的、能够满足各种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什么普惠金融很重要呢?

首先，在我们的世界中，大部分人类所拥有的东西，大体上是依靠自身争取而来的，而非由他人赠与的。其次，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通过市场获取，而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通过价格实现出清。于是，收入成为获取商品和服务的关键因素。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世界上70%的经济活跃人口(EconomicallyActivePopulation)从非正式经济部门获取收入。这部分人口通常进行一些微小的经营，而非受雇于大企业。我们必须看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与收入的增长直接相关。目前来自金融的支持尚且不足，但绝对是必要的。

普惠金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融体系的包容程度直接决定着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这些商品和服务帮助人们实现自身的潜能。

普惠金融发端自微型金融

普惠金融关注处在社会经济金字塔底部的群体，但面对金字塔最底端的赤贫群体，金融可能不是最佳解决方案。根据测算，除去社会经济金字塔的顶端和最底端，普惠金融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的对象约占到全世界72亿人口的半数。但在新兴经济体中，通常只有顶端20%得到了较好的服务，最底端市场方式不起作用的群体大约占7%-10%，因此在新兴经济体中有70%的人口需要普惠金融服务。

回顾微型金融产生和发展的40余年：

20世纪70年代，第一批微型金融实验出现。1970年成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商业银行、1971年起源于哥伦比亚的机会国际(OpportunityInternational)、1973年起源于巴西的行动国际(ACCIONInternational)以及1976年出现的孟加拉国格莱珉项目都是突出代表，他们进行了最初的尝试。

20世纪80年代，领先的非营利组织开始实现收支相抵。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变，只要实现收支相抵，规模化就成为了可能。微型金融规模化变成了发展的契机，以行动国际在拉丁美洲的网络化发展为代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微型金融的爆发式增长。例如，1983年，格莱珉项目转化为在特殊法律下建立的格莱珉银行;1984年，微型金融领域里的巨人印度尼西亚的BRI转型为商业化的微型金融;同年，行动国际的ACCIONBridgeFund成立，开始涉足银行领域。

20世纪90年代，受监管的微型金融机构开始从资本市场融资，包括，1992年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ol)，1998年秘鲁Mibanco，以及2000年墨西哥康帕图微型金融银行(CompartarmosBanco)等，这些都是按照当地法律建立的正规银行，但不同的是他们服务于不被传统银行覆盖的群体。

21世纪以来，微型金融机构开始进入主流金融范畴，尤以多家机构成功IPO或被主流银行收购为标志，包括2003年印度尼西亚BRI的微型金融部分IPO;2006年肯尼亚EquityBank的微型金融部分IPO;2007年墨西哥CompartarmosBancoIPO，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全部业务均为微型金融业务的机构成功上市;2010年印度SKSIPO;2014年秘鲁Mibanco被该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银行收购，这意味着被传统银行业承认;2015年中国宜人贷在纽交所IPO。

从行业规模来看，上述这些杰出代表的客户规模从几十万到几千万不等，贷款总额多达9亿美元至360亿美元。

这一阶段，对微型金融机构的领导者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资金来源不再是约束条件——因为有了银行执照，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市场都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打开了大门。

低渗透率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才刚刚开始

从全球范围内各类金融服务的渗透率来看，普惠金融的发展才刚刚开始。微型贷款的活跃客户规模仅为约1.5亿户家庭，贷款总额为约450亿至600亿美元。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触达尚未被覆盖的、占比超过75%的潜在客户群体呢?很可能并不是依靠目前的微型金融模型。虽然模型已经达成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那些不完全市场中，向涵盖了大部分人口的、没有现成数据或合法抵押物的非正式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并传递具有更显著效果、更高效率的价值建议。很少有其他人道主义工作能够宣称有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触达力。

然而，我们必须合理地审视成功。上述成就是如何达到呢?深度的客户了解是通过规律而频繁的互动、贷前贷后密集的劳动——通过一砖一瓦式的传统高成本方法实现的。我们必须看到，无论就绝对值还是比率而言，那些领先的微型金融机构的增长都已经开始放缓。一个拥有35年经验的模型已经张开胸怀迎接破坏性变革。

新的破坏性变革已乘技术颠覆东风而来

三大趋势正在重新定义世界，尤其表现为能力的指数型增长和成本的下降。

其一是机器智能，拥有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

其二是互联网，拥有快速传播数据的能力。

其三是多用途手持双向数据处理和交换器，拥有远程接收、使用和发送数据的能力。

三大趋势将使从前的高接触模式(hightouch)转化为更为理想的无接触模式(notouch)——不断降低成本，提升服务效率，扩大覆盖率，最终解决微型金融悖论——当前，个人银行经理还同时存在于金字塔的顶部和最底部，新的变革有望将当前的1.5亿客户变为未来的6亿客户。

破坏性是微型金融与生俱来的。

在上世纪90年代，当前微型金融机构的领导者对那时的在位者而言正是破坏者——他们极大地扩张了银行业的服务范围，并让世界意识到，服务那些从前金融服务不足的群体是有利可图的，低收入客户是可以信赖并且拥有资产的，金字塔底部的客户甚至可以比高端客户带来更高的收益，粉碎了传统银行业的冷漠、怀疑和无知。而今天，微型金融机构的领导者们正是如今的在位者，他们也做好了被新模型破坏的准备——重新定义下一阶段的普惠金融。

当前，微型金融领导力背后的每一个要素都在经历考验，任何无知的忽视都将付出代价，对未来的预判是绝对必要的。

这方面有很多例子。

如何区分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

举例来看，支付平台Pangea基于现有银行汇兑体系，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移动app与国内或国际接收者的资金无缝转移，并可以取现，本质上是对现存体系进行了优化，这属于维持性创新。另一个支付平台ABRA则绕过了现存的银行汇兑体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移动app与国内或国际接收者的资金转移，这就属于破坏性创新。

此外，一些网络贷款平台的创新也是破坏性。

例如，中国的宜人贷，他们运用世界一流的技术从网络平台挖掘数据，并在基于10年微型金融经验和数据库的算法中运行，在线商户可在1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获知系统返回的贷款决定。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样的服务得以不断下沉。实际上，在中国，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在农村地区也已经可以实现覆盖。

又如，墨西哥的Mimoni，该在线平台的贷款申请过程只需回答10分钟的问题，不需抵押或担保，贷款决定同样基于运行长达10年并不断完善的算法，贷款的发放和偿付通过非常方便的零售店或便利店。

监管将是重大挑战

今天微型金融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源自其所触达群体达到了相当规模，这正是商业化的微型金融发展的结果——大型商业化的机构通过服务低收入群体获利颇丰，他们甚至上市，成为金融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或被成熟银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经营。

对普惠金融进行监管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监管的市场将同丛林一样混乱。

然而，监管的质量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积极的监管下，微型金融将有益于市场各方，尤其是客户的利益;而消极的监管却有可能将微型金融推回至一二十年前的模样，这种情况下，金融的普惠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如何实现好的监管呢?我们需要首先来分析监管的目标。然而，现实中的监管也往往问题重重。

以玻利维亚最近出台的新银行法为例，我们来分析一些代表性条款对普惠金融的影响：一是对利率设置上限，这样的条款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贷给经济中的弱势群体的资金成本过高，但实际上，这会使资金倾向于流向金字塔顶端，因为贷款的成本是一样的，当存在利率限制时，小微额贷款就丧失了吸引力;二是对利润率或者净资产收益率设限，这会惩罚甚至挤出高效率的机构;三是面向不同经济部门进行贷款委派，这将有违市场需求，甚至给那些获得青睐的产业可能带来泡沫，提升系统性风险;四是对外资加税，这会增加外资投资玻利维亚的障碍。上述都是不考虑基本经济原理的典型例子——价格与成本脱离，只考虑产出，不考虑后果。

重新解读金融机构利润与普惠金融终极目标的关系

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普惠金融并不是终极目标。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只是手段，终极目标应该是促进人类潜能的发掘和释放。

那么，微型金融机构应当如何迈向终极目标?我们看到，金融机构以资金、员工、IT系统以及固定资产作为投入，通过市场营销、信用分析等活动，获得客户、资产以及收入和利润作为产出。金融活动如何推动人类潜能的发展呢?

我认为通过三种渠道：

第一种方法是降低价格，这样同样的收入就能购买更多商品。

第二种方法是提供新的金融服务，例如保险，帮助人们抵御意外风险。

第三种方法是增加收入，包括企业留存收益增加，以及就业和工资收入增加等。

这三种方法都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潜能。

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金融机构所获取的利润扮演了什么角色?

当然，十分明确的是，从财务业绩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的利润和任何别的企业的利润是一样的。但是，从商业和社会价值关系的角度来看，利润的角色则是不明确的，没有广泛认可的观点。实际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一种解读是商业回报与社会价值负相关。理由是高商业回报源自高价格，高价格意味着低社会价值。这种解读是清楚而直接的，但却存在很大的缺陷。

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说，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净资产收益率(ROE)的杜邦展开式：

从上式可以看出，只有ROS与价格的变动相关。即使在价格下降的情况下，ROE也是可能上升的，只要价格的下降能被成本的下降抵消(对损益表进行管理);此外，提高资产周转率(管理资产负债表的左边)或提高杠杆率(管理资产负债表的右边)都会使ROE上升。

另一方面，从社会角度来说，让我们来审视社会价值——

只有当个人影响是唯一考虑时社会价值才与价格相联系，即价格下降会裨益当前消费者。但假设我们现在面对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你就会发现重要的不是怎样服务坐上了救生艇的人，而是怎样拯救更多的正在掉入水中的大多数人。我们需要考虑所有人，包括已经触达的当前消费者，和尚未触达的未来消费者，因为系统性影响同样是关键，特别是我们的实际情况是，6亿户潜在家庭客户中仅有1.5亿被触达，如何覆盖剩下的75%群体?相应的，考虑的关键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体系如何才能变得更加包容。

对社会干预是否成功的定义遵从BEST原则：

Best：最有效的选择。

Economical：对终端用户而言最低的价格。

Solidarity：面向所有需要它的群体。

Today：越快越好。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想要服务的群体所认为的成功是怎样的，这才是社会影响的终极衡量方式。

为了达到BEST原则，普惠金融必须和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其他基础服务一起，实现S2E2，来帮助人们实现潜能。

其中，S2是指覆盖大量人口(scale)，因为我们需要触达的是几十亿人口，并具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E2是指持续改进工作方法(continuousefficacy)，并持续降低成本(continuousefficiency)。

然而，通过观察自二战结束以来对抗贫困的战争可以发现，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发展机构以及政府都竭尽所能参与其中，但无论是单独或共同地，没有任何一方是为覆盖大规模人群和永久性而构建的。此外，虽然存在对绩效的评价，但并没有实现对持续的方法改进和成本管理的衡量。因此，也就难以同步且持续地提供取得脱贫战争胜利的若干必要条件。

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商业化途径呢?依靠一个企业可以吗?因为个人会变得懒惰，因此仅靠一个企业会出现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行业。

举例来说，明年此时，大家认为发展最好的手机公司会是哪一家?其实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行业在运作，会优胜劣汰，我们会用到很好的手机，这就是一个行业与一家企业的区别。

那我们如何创造一个行业呢?创造一个行业的唯一办法是创造一项收益高于平均水平的商业活动，这就是利润的社会角色。秘鲁Mibanco为什么会被该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银行收购，因为有利可图，并且高于平均水平。让市场为金字塔底部的群体服务，但我们需要维护竞争，因为竞争是保证商业活动所创造价值不仅流向投资者和管理者也流向金字塔底部客户群体的唯一方法，这正是一个行业的社会角色。

康帕图微型金融银行上市之后墨西哥金融市场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市场中的机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在征信局注册的客户规模稳步扩张，康帕图微型金融银行的利息收益率则逐步下降。

因此，根据实证观察，关于利润的另一种解读是，高商业回报可能对高社会影响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理由是高商业回报创造行业，而行业能够实现S2E2(覆盖大量人口、持续地工作、持续改进工作和降低成本)，并进一步为金字塔底部的群体确保BEST原则的实现。

MichaelChu教授简介

MichaelChu教授应CAFI贝多广院长的邀请，专程前来参加2017年度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并举行讲座。他自2003年7月起在哈佛商学院任教，是哈佛商学院“全球普惠金融战略领导力课程”和“全球医疗业务创新课程”的创始人兼联席主席。Chu教授目前担任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经济咨询委员会董事，并在纽交所上市的多家公司中担任董事，他还是达特茅斯学院的名誉董事。

Chu教授曾经担任国际普惠金融的先驱——安信永国际的总裁兼CEO，参与拉美各地受监管的微型金融银行的建立和治理，其中包括著名的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ol、秘鲁的Mibanco，以及墨西哥康帕图微型金融银行Compartarmos，后者于2007年在墨西哥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全球第一家IPO的微型金融机构。

(编辑：田跃清)

来源: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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