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应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来源: 财新网 张宇哲   

金评媒（https://www.jpm.cn）编者按：政府可以把各种分散资源整合起来，对普惠金融组织提供信息共享、信用环境、法治力量，但是应跟市场划清边界，探索符合农村真正需要的多元化的普惠金融的机制安排。

近日在“2017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强表示，目前政府在农村金融领域介入的过多。在整个金融领域当中，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应如何理顺，值得思考。他举例说，“现在一方面要求资本市场扶贫，另一方面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在做风险投资，这是典型的错位。”

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银行要率先做到，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办法和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此后银监会对《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出台了《实施方案》）中，对完成时限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于2017年内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五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已经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不过，业内对此一直有较大争议。

中欧-世界银行普惠金融中心主任、财新智库战略顾问王君在同一论坛上表示，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来做专门的客户群，这一想法比较普遍，“但在国际上已经证明，凡是这么做的几乎没有成功的；以城商行为例，只要它是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它的战略定位、目标客户群都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对商业机构的经营进行限制，往往不会有好的结果；如果其战略地位是政府确定，一定是由政府出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因为后者考虑的不是商业机会，而是特定的目的。”

王君质疑：“ 是不是一切都可以以“普惠金融”的名义，不惜一切代价的提供，比如一定要求大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去做他们不一定擅长甚至鞭长莫及的事儿？”

在瞿强看来，中国的普惠金融长期存在，比如农信用社就是典型的普惠金融，资产规模已达25、6亿元，网点有80多万个，覆盖面广，比网点最多的邮储银行的网点还多一倍，而且最接地气，“因为它能够下沉到村里，这从195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农信社发展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它究竟应怎么盘活存量资产，把这个解决好了，普惠金融就解决一半了。”

王君指出，虽然农信社已成立64年，几经波折改制成农商行或农村合作银行，但本质上还是民有官办，“比如农信社形式上变化很大，从营业网点的形象设计、人员着装等方面像个银行，但从激励上来说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这是非常遗憾的。”虽然政府已经不直接对农信社持股了，但经营方式还是官营机构，农信社高管任命都是由地方组织部门提名、党委任命，“股东只是每年固定10%以上的分红，对于重大决策不关心，而且没有发言权；有发言权的又不对其行为和后果负责，公司治理几乎在所有农信社里都形同虚设。”

瞿强亦称，有的农信社股改之后成为农商行，但政府仍控制着人事任命、战略规划、大额贷款的审批权，但是股份已多元化了，甚至地方政府已经没有股份了，“这种机制安排会有很多问题；股东可能要么是短期行为，要么不做为，因为股东没法儿做为；政府虽然没出钱，但是核心的东西都管上了，这违反了基本的市场规律。”

这种公司治理的后果是，“管理混乱，盈利以后都归股东，出事以后都找政府；农信社的不良率应该比金融机构平均水平至少高1倍以上。” 瞿强强调。

谈到农信社的改革， 瞿强表示，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是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完全协调好。“这需要制度创新，政府怎么协调和发挥作用。”

他举例说，现在农村信用社的很多做法，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本来应该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比如农信社组织力量帮助农民引进农业技术、分析市场、产品推广等，因为农信社的理念是如果农户农业发展不起来，贷款就会有问题。“但是金融机构都去这么做的话，成本也太高了；在政府与市场结合的这个领域中，政府可以站在市场之外提供一些帮助，没有必要直接介入金融活动。”

王君进一步指出，中国各类机构的门类、种类和数量都非常齐全而庞大，但是否发挥了潜力？ 有必要从根本上清理，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以后，剩下的由政府设计补贴及救助。

瞿强进一步表示， 政府应该发挥自身优势，比如协调、整合的组织能力，把惠农服务的一些基层力量整合起来。如农业厅的农村技术资源，对农民进行能力提升；妇联可以为小额贷款提供信息服务，因为妇联了解很多家庭的婚姻状况、农户的日常行为等信息，“政府可以把各种分散资源整合起来，对普惠金融组织提供信息共享、信用环境、法治力量；但是要跟市场划清边界，探索符合农村真正需要的多元化的普惠金融的机制安排。”

（编辑：杨少康）

来源: 财新网 张宇哲

财经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