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管局余伟文:大湾区将成为世界金融科技火车头
【摘要】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余伟文则于同日指出,在大湾区合作推动科技创新有很大的空间,加上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大湾区在金融科技方面有条件发展成为世界“火车头”。
“布什(Vannevar Bush,美国科技管理体系的奠基人)在《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中曾说,一个在基础科学新知识方面依赖于他人的国家,工业发展速度将减缓,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在6月16日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举办的“2019大湾区经济与发展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很大,但是在其他国家的授权量却不高,如何让中国的专利更多地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使用、保护和分享的技术是未来发展的重心,也应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未来的重心。
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余伟文则于同日指出,在大湾区合作推动科技创新有很大的空间,加上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大湾区在金融科技方面有条件发展成为世界“火车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大湾区一直在前线发挥引领的角色,我觉得大湾区应该继续发挥先行先试的功能,在金融、科技领域进行创新。”余伟文说。
香港在金融法制和规则方面,对接国际市场,结合大湾区的庞大市场、领先的技术,大湾区在金融科技方面有条件发展成为世界火车头。-甘俊
科技创新尚需整合“蝶变”
根据《2018年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的数据,在2018年广东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2.5万件,占全国总量的48.7%,广州和深圳则占据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的绝大部分。这组数据表明,在创新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引领中国其他地区。
另一个现实是,尽管申请量很大,但被世界其他地区采纳、分享的比例却不算高。唐杰援引一份研究指出,目前中国申请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当中,人工智能(AI)处于世界的前列,与美国同处第一梯队。但从数据来看,目前中国专利除了专利资助者之外,在高被引和专利延期上都与美国、日本、韩国和德国存在一定差距。
“过去很多报道会说,深圳的PCT国际专利数据超过德国、韩国,是法国、英国、瑞士这些国家的总和,但是关于授权的数据却没有被广泛提及”,唐杰指出,一个有影响力的专利才会被高被引,但目前中国的在专利质量和核心技术以及对其他技术的相关性方面仍然需要提升。
而在专利延期方面,唐杰指出,中国在第一专利的申请方面增长速度极快,但是在第一专利申请之后,再到其他国家变成一个全球专利则存在很大的差距。以AI的专利为例,唐杰指出,中国目前在AI专利方面,作为第一专利申请的情况在国外很少,仍然是以中国国内的市场为主,另一方面,中国在AI专利和其他管辖区确立相关申请关系比较晚,这影响到了中国整体专利战略、专利技术,使得中国的专利被引用、被授权的比例比较低。
“中国要成为全球创新大国,大湾区要成为科创高地,除了科学之外,提升专利的策略也值得研究。”唐杰说。
深圳市政协副主席、深圳市知识产权局原局长徐友军则援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数据称,以PCT国际申请量为主要考察指标,在全球有25个重要的科创聚落,深圳、香港排在第二,但深圳是以应用型的专利为主,而香港则在基础研发方面较强,但要让大湾区真正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创湾区,需要“化学融合、生物蝶变”。
徐友军提出,要让科创聚落实现“生物蝶变”,还需要规则的衔接,在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改变、不动摇的前提下,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需要高度融合,是要内地的城市与香港、澳门对接。
具体来说则是需要“规则三通”:贯通、接通和变通。徐友军分析称,“贯通”指借鉴港澳在营商、经济领域的好的规则,引入服务业、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规则。
徐友军认为,可以首先在知识产权领域、专业服务的国际化水平上提升。在专业资格互认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做出更多的尝试,即进一步让香港的服务业开拓市场和专业影响力,又能够提升湾区在专业服务方面的国际化水平。而在涉及到独立关税、自贸港、低税率等较难解决的问题时,则可采用“变通”的方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对记者表示,湾区的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否在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环境中推动,需要在法律政策、标准和规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原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院长(学术)王健则在会议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目前在大湾区内,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流动还需加速,但湾区“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特性使得湾区能够成为一块“试验田”,对行业规则、法律法规的国际化进行探索,实现有机结合。
金融创新助力湾区科创
在张燕生看来,大湾区的创新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因素:一流的大学和人才;一流的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一流的创新链,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国际合作跨境创新体系;以及一流的供应链和科技创新企业的龙头。
要推进湾区的科创发展,金融如何助力科创会是一个关键。王健则分析称,从世界其他湾区的发展经验来看,每个湾区都具备自己的特有产业,比如说旧金山湾区是以创新型高科技产业为主,东京湾区以智能制造业为主,纽约湾区则偏重金融,这也形成了相配套的金融配套。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的产业则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王健指出,在对规则进行探索的同时,可以通过金融机构帮助创新,将湾区拥有的多元化的产业整合起来,形成互补的链条,建立创新的生态。
余伟文在回顾过去一年来湾区的发展后感叹道,湾区在人流方面已经变得非常便利,但与此同时相关的金融配套也应该跟上。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中提到要发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也希望香港能够成为服务大湾区实体经济的一个全功能国际金融平台”,余伟文提出,按纲要要求,要在湾区内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和范围,便利大湾区内的企业和个人,实现更有效率的资金流动。
“我认为,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后,大湾区应该继续发挥先行先试的功能,在个人、企业还有金融机构跨境业务方面做出稳妥有序、风险可控的尝试。”余伟文表示,互联互通便是基于创新思维建立的,国际投资人也非常认可。
而在余伟文眼中,香港在金融法制和规则方面,对接国际市场,结合大湾区的庞大市场、领先的技术,大湾区在金融科技方面有条件发展成为世界火车头。
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在6月16日的同场会议上表示,在金融供给侧改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要高度重视法治创新和改革,在大湾区的金融服务业中则要强调文化建设。
刘明康认为,法治创新与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乎商事主体各方的信心,而市场经济运行中,信心比黄金都重要。他表示,目前大湾区要加强仲裁方面的合作,而香港相关的人才会是大湾区法治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